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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报告

低收入者的安心感与社会保障制度

发布时间:2013-7-10


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出发点,是使人们安心生活,进而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所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功效,必须关注社保能否给人们“安心感”,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作为社保的重点对象,研究其安心感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依据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及生活感受等多项年度民调,以低收入者对社保的安心感为研究切入点,并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民意背后的成因,探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路。


一、民意特点


1、对养老、医疗、住房保障,低收入者安心感显弱

2012年全国城镇民调[①]发现,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障对解决退休后的生活问题,及医疗保障对解决看病问题,感到安心的低收入者[②]不到六成,分别为56%、58%,高收入者则达至八成以上(见图1);而不能安心的低收入者不少,在25%左右,即四个低收入者中就有一个。

对住房保障解决居住问题,低收入者感到安心的人更少,只有38%,而不能安心者则有30%。相反,高收入者感到安心的比例达66%,不能安心者仅为14%(见图1)。



分析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低收入者的安心感反而低。如大城市[③]低收入者对养老、医疗、住房保障表示感到安心的比例,明显低于县城居民15个百分点左右(见图2)。


尤其是对住房保障,大城市低收入者难感安心,感到不安心者达近四成,这与近年大城市房价不断走高有密切关系;此外,对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感到不安心的低收入者比例分别为31%和35%。

此外,在经济大省广东,城镇低收入者对医疗保障的不安心感较为突出,达44%。截然相反的是,高收入者感到安心的高达72%。


2、对社会保障现状,低收入者不满评价突显

从民众观察的视角看社会保障,城镇居民多感满意,但低收入人群满意者则显少。全国城镇现状民调显示,近五成受访居民对“社会保障”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而低收入人群满意度则只有34%,远差于高收入者的84%。

从个人切身生活感受来看,低收入人群对“社会保障”不满突显:表示“不满意”与“不太满意”的达41%,远高于满意度;从感受变化来看,低收入人群认为其社保水平下降者为23%,多于上升者;相反,其他群体感受“升”多于“降”。

分析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低收入人群的评价越差。在广东,城镇、农村的低收入者满意度分别为22%、26%,明显低于全国。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的低收入人群的满意度较2011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低至17%;不满意度上升到36%(见图3)。


归纳来看,对社保现状,低收入人群满意水平低,从其切身感受来看,他们的不安、不满更为突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方,低收入者对社保的不安、不满越发显现。


二、成因分析


1、低收入者生活艰难,自保能力弱,社保需求强

全国城镇民调发现,低收入人群对生活状况满意度显低,为30%,而大城市低收入者满意度更低,仅为16%,且远低于县城20个百分点。生活之不满,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活负担重。低收入人群生活负担究竟有多重,可从下面的一系列民调数据和统计数据看到:

(1)收入微薄。

全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2011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76.1和10672.0元,即月均收入为573.0元和889.3元,仅为最高收入户的11.7%和18.1%。

(2)食品支出占大头,价格上涨快。

近五年来食品支出占低收入人群消费性支出一直高达45%左右;而食品涨价幅度连年居高,低收入人群是受害最重的群体。

(3)刚性消费类的公共服务价格猛涨,占消费支出比重逐年上升。

医疗费、教育费、水电费、交通费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支出,具有较强的消费刚性。近年这些公共服务类收费价格显著上涨。以广州为例,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十年来上涨幅度达到140%,远高于同期物价升幅。

全国城镇民调显示,低收入人群认为医疗费用“贵”或“比较贵”的多达80%;在广东,过半数的低、中低收入者认为上学费用贵。统计数据也显示,广州十年来低收入户在教育、医疗、水电气、交通等支出增幅高达93.1 %;比重逐年上升,已占到低收入户消费支出的23%。这种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4)现金节余水平非常低。

除上述费用外,老年生活费用昂贵也是低收入者主流看法,多达60%的人认为贵。既为了应对当前生活负担,也为了日后安享老年,低收入人群必然有着很强的储蓄动机。

全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人均现金节余额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55.7 %和148.5 %,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组别,远高于高收入户组别(见图4)。但2011年最低收入户每月节余人均仅37元,低收入户也仅为180元。如此低的储蓄水平,难怪低收入人群深感“老不起、病不起”。


当前低收入人群生活艰难,根源在于他们自身能力和素质较差,缺乏谋生竞争力,即靠自身努力是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民调显示,低收入人群以低技能、低文化、年龄偏大、女性为多:无业、没有稳定工作、普通职工和工人的约占45%;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了41%;36~50岁居多,占了41%;女性为58%。

低收入人群生活现状难以改变,目前主要是个人性因素使然,但随着社会纵向流动性变弱、社会结构固化等问题出现,以后更多会是社会性因素导致低收入者沦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

结合上面情况可见,低收入者自我保障能力弱,生活艰难,使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更强的需求。


2、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保不住”与“保不足”

(1)保障覆盖缺失——“保不住”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更多的是发挥社会公共援助和关怀,为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兜底”,所以社会保障常被人们看作“社会安全网”。可是,实际情况却是这张安全网有“洞”,低收入人群往往成为了“漏网之鱼”。

以养老保障为例,全国城镇民调发现,低收入人群表示没有参加“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比例为26%,即四个低收入者中有一人。在广东,养老“保不住”情况更突出,2011年城镇低收入者中表示没有参保的比例达48%,中低收入者也有30%;农村低收入者表示“没参保”的比例过半,是覆盖缺失最大的群体。

归结而言,社保制度“保不住”的主因在于“单位人”参保模式,使得“非单位人”难以纳入社保制度。正如前所述,低收入者中有较多人是无业或没有稳定工作的“非单位人”,他们自然成为当前社保制度“保不住”的主要人群。

虽然近年建立了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障,开始覆盖“非单位人”,但由于是自愿参保,且某种程度上还有“单位人”的影子,如须通过街道、居委办理,从而影响低收入人群的参保意愿。

应引起关注的是,更为庞大的一个“非单位人”的人群——以非法谋生的低收入人群,如街头小贩、非法营运的搭客仔等。因其谋生方式的不合法,一直难以进入合法的社保制度中,从而成为社保安全网的一大漏洞。

(2)保障水平低——“保不足”

相比于生活消费种种的“贵”,社会保障的水平往往显低。如近年,退休养老金每年平均以10%的幅度在上调,然而食品类价格及公共服务收费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10%。对于入不敷出、没有多少储蓄的低收入人群,退休后若完全靠养老金生活,明显是不足够的,难免会使他们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是为何低收入人群深感不安、不满的重要原因。

对养老金水平,低收入者不满显高。城镇低收入者不满意度高达41%,明显超过满意度24个百分点。相反,高收入者的满意度在60%的高水平。民意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少缴少得,多缴多得”的保险模式,看似体现了“公平”原则,实际是将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带入制度,再度拉大贫富差距,为将来高、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金设定了“天然差距”。

对医疗保障水平,低收入者多不满。全国城镇民调中,低收入人群对“医保报销比例”不满意度为28%,多于满意度,与其他人群评价截然不同。

分析还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低收入人群对保障水平越不满。如大城市低收入者,对养老金水平不满意度高达53%,明显高出县城近20个百分点;对“医保报销比例”的不满意度接近四成,也较县城高出12个百分点。


三、小结


社保制度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然而研究却发现,低收入人群生活处境艰难、谋生能力弱引发其社会保障需求高,却因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存在“保不住、保不足”等诸多问题,难以为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兜底”,使得他们成为“心不安”的失稳人群。

当前社会保障对低收入人群“保不住、保不足”,根源可归结为两大制度因素,一是以“单位人”为主的参保模式,二是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原则被“复制”进社保制度。

鉴于目前低收入人群舆论特点,及其背后的成因,社保政策有必要进行反思。应该如何让社保资源切实地根据保障需求进行有效、合理、公平地配置,增强民众安心感、公平感、幸福感,切实让低收入者更多地享受到社保福利,是当前社保政策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①]若无特殊说明,民调数据均出自2012年度调查项目。

[②]民调项目中的不同收入人群,是依据个人自评定位方法划分出来,如低收入者即自我评价处于本地低收入水平的受访者,高收入者为自我评价处于本地高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下同。

[③]大城市是指全国23个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港澳台、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自治区除外)。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