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广州民意调查

     调查显示出当前公民政治参与有如下基本特点：

    1.报纸、电视等传媒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互联网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

    2.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

    3.尽管近几年来政府开辟了众多联系渠道，公民参政议政意识也有所增强，但联系渠道不为公民了解、渠道不十分畅通的问题仍较突出；

    4.选举机制的不完善和沟通渠道的不畅通阻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5.基层部门和领导是党群、政群政治沟通的第一线力量；

    6.多数公民倾向于通过正式途径、理智行动解决纠纷、表达意见，但对激烈手段的认同率上升；  

    7.必须重视由利益受损或失业压力及领导腐败问题所造成的群体性事件。

    现将调查基本结果分析如下：

    一、广州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关注度高

    调查中，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表示“关心”与“非常关心”的人所占比例超过九成，其中，“关心”的人有76.3％，“非常关心”的人有16.7％；表示“厌倦”或“与我无关”的人分别仅有1.2％和5.8％。

    对政治大事关注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职业、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和收入水平的不同。从职业分类来看，关注度最高的是党政干部和科教文卫工作者；表示“厌倦”的主要是农民、退休人员和失业、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中漠不关心的人也占有较大比例，超过两成。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对政治大事的关注度也越高，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团员身份的公民也依次比普通群众更为关注政治大事，但差异性均要小于职业分类的不同，见表1。

表1：不同群体公民对政治大事关注度比较(％)

 

    二、报纸和电视成为广州公民获取国家政治领域内信息的两大主要渠道

    调查数据显示，通过报纸或电视获取国家政治信息的人占了大部分，均有近九成；其次为广播，以此为获取信息渠道的人有近四成；互联网和人际间的闲聊则分别成为了两成多的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另外，还有近两成的人主要是以外国、港澳台传媒为获取信息的渠道。

    三、广州公民特别是企业中的高素质人员和民主人士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

    当被问到“是否想成为某一类选举的候选人”时，被访者多数没有拒绝。其中，明确表示“想”的人有22.5％，持“无所谓”态度的人有39.3％：而回答“没兴趣”的人有38.2％。从职业分类来看，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对成为某一类选举的候选人积极性最高，“想”的比例在这三个群体中分为44.8％、60.0％和50.0％，而其他职业的人群同一比例均没有超过30％。另外，不同政治身份的人中，以民主人士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最高，“想”的比例为60％，而在中共党员中仅有19.1％，团员中有36.6％，普通群众中有17.8％。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对成为选举候选人的积极性就越高。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

    四、广州公民对政府公共决策敢于公开发表意见

    如果要对政府公共决策表达看法，公民大多选用了公开的渠道，只有28.6％的人选用“与周围的人一起讨论、闲聊”这种非公开的方式。其他近八成选用公开发表意见的人中，最多人选用的是“通过各种热线电话，向决策机关或主管部门反映”和“通过报社、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申明观点”，分别有22.0％和21.8％；“通过上网发表意见”的人也较多，有10.5％，多于通过“听证会直接表达意愿”和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及通过“群众团体、行业协会提出要求”的人。可见，舆论参与、间接参与是被调查者较多采用的参与方式，而互联网正在成为人们参政议政的一条重要渠道，见表2。

表2：公民对政府决策发表意见可能选用的做法

 

    五、把政治参与意识转变为具体行动的公民不多，究其原因，很大部分在于选举机制、沟通渠道的不完善

    有关调查表明，虽然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也敢于公开发表意见，但政治参与行为与意识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落差。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中，曾对本区域内社会发展方面的事情提出过意见或建议的人不多，绝大多数“没有”提过或只是“偶尔有过”，分别占47.2％和46.6％；换言之，“经常有提”的人仅占6.3％。即使是政治参与意识较强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党政干部、民主人士，“经常有提”的比例也没有超过一成半。其中的影响因素很大部分在于受制于个人素质及选举机制、沟通渠道的不完善等。

    (一)公民自身素质与知识水平有限，被认为是当前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若干因素中，“公民自身素质与知识水平有限”，被一些人认为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选择的人数比例为49.7％。认为“无人受理和重视”的人也较多，为41.0％；另有24.4％的人认为在于“时间与精力有限”，10.3％的人认为“这是领导人物的事，与己无关”。

    其中，认为“时间和精力有限”及“无人受理和重视”的主要是各企业单位的在职人员，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者；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越认为“这是领导人物的事，与己无关”。

    （二）各种选举的候选人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调查中，八成的人表明，之所以对某一类选举缺乏积极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不了解”候选人；其次在于“即使投票也不能选出所要选的人”，占33.5％；因“候选人中没有本人想选的人”而缺乏参与积极性的人有27.7％；持“选举对于本人来说无关紧要”态度的人有20.1％。

    对于各类选举的候选人，公民的了解程度均不高，相对为较多人了解的是基层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委会的候选人，但表示“很了解”和“了解”的人所占比例也分别仅为16.4％和12.1％；对于人大代表和党代表候选人，表示了解的人所占比例则均没有超过10％。即使是党员对于党代表候选人的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的，表示“很了解”的比例仅为1.8％；“了解”的比例稍多，为19.6％；但合占的比例也仅为21.4%，见表3。

表3：公民对各类选举的候选人的了解程度(％)

   

  （三）渠道不畅通和沟通不完全有效使公民在表达意见、反映问题时感觉不方便

    调查中，仅有2.8％的人感觉在表达意见、反映问题时“非常方便”，感觉“基本方便”的人有42.3％，感觉“不方便”的人有54.8％，占了多数。其中，退休人员和农民感觉“不方便”的比例最少，分别为近四成和近三成；其他职业人群总体感觉差别不大，认为“不方便”的比例均在五至六成之间。这与前面调查表明的各企业单位的在职人员参政意识较前两类人强，而时间、精力有限，了解、接触各种渠道的机会少，“无人受理和重视”的看法也较为突出不无关系。在感觉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的人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渠道少”和“不知有何渠道”，分别占了39.2％和37.5％，另有23.3％的人认为是由于“渠道不畅通”。反映了政群沟通渠道仍不完全畅通、有效这一问题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调查问卷所列出的5种可反映意见的渠道中，最多人通过的是“各种职能主管部门”，但参与的人数也不多，没有超过三成，为28.3％。最少人参与的是名额有限的到“市人大旁听”，参与的人仅有1.4％。其他三种渠道的参与人数比例分别为“写信”占17.0％、“市长热线”占11.3％、“上访”占6.1％。

    六、被访者要求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评价值得注意

    与对人大代表候选人了解不多相对应，多达三成(30.2％)的人表示“不清楚”目前广州市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能否代表人民的意愿；认为“能”的人不多，仅有5.0％；多数认为“基本能”，占50.5％；认为“不能”的人有14.3％。同时，对人大代表在行使职权时是否能反映民意表示“不清楚”的人也占有一部分，为15.5％；认为“大部分能”的人同样没有占多数，为30.2％；占多数的同样是认为“少部分能”的人，为49.5％；认为“不能”的人减少，仅为4.8％。

    对于市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旁听席，对广州市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评价“一般”的被访者占59.2％；认为作用“很大”的人有28.6％；认为“没有作用”的人有12.2％。另外，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选择“一般”作为评价选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67.0％和69.0％；认为“作用很大”的人均为两成多，分别为27.5％和21.5％；认为“没有作用”的人分别为5.5％和9.5％。

    可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发挥的力度、深度仍有待提高；人大工作、代表、委员与公众的联系也有待加强。调查表明，对广州已评选出的十个最佳人大代表提案，有多达近六成的人“没听说过，不知道”，其他人大多只是“听说过”，占40.1％；对这一评选“参与投票”的人极少，仅为1.0％。其中，非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和失业、下岗人员对人大代表的作用评价和参与评选最佳提案的投票率，在所有职业人群中是较低的。这提醒人大代表应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大范围地关心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多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七、公民认为各级政府决策前的公众咨询工作还不够，对价格听证会的作用评价“一般”

    各级政府在作出各项重大决定前对公众的咨询在被访者看来，是不够的。500人中仅有2人占0.4％的比例认为“很足够”，15.3％的人认为“足够”，两者比例仅为一成半多；而认为“不足够”的人有68.4％，认为“很不足够”的人有15.9％。

    在广州率先实行的价格听证会，公众评价不高。认为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很大”的人没有占多数，为37.5％；认为“作用不大”的人有42.6％；另有4.5％的人认为“没有作用”，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

    八、公民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认真、严肃

    广州公民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当被问到关心政治的原因时，33.0％的人认为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25.7％的人认为是“社会责任感驱使”；6.5％的人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只有10.7％的人是由于“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外在原因，23.1％的人是因“个人感兴趣”而关心政治。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失业、下岗人员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比其他群体更认同关心政治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三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则最认同关心政治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至于参与某一类选举的原因，大多数人均认为是在“尽一个公民或组织成员的责任”或在“做一件对社会、对组织、对自己都有益的事情”，选择的比例均在六成以上。抱着“完成任务”或“投票选举是为了应付，至于谁当选不重要”的态度参与选举的人不多，分别仅有15.9％和11.8％。如果对候选人不满意或不了解时，一半的人(50.7％)选择了“投弃权票”；11.1％的人会“和其他人联名提出新候选人”；8.5％的人“会投反对票”；2.6％的人“会投赞成票”；只有极少数的人(占0.4％)“会把选票卖给出钱最多的人”；同时应注意到有一部分“会随便填选票”的人的存在，这部分人占了26.7％。

    据此可以初步判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逐步由传统的“政治责任驱动型”向“政治责任与合理功利兼容驱动型”过渡，呈现新的质态。

    九、公民的维权意识和解决纠纷可能采取的行动

    （一）公民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意识较强

    当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忍气吞声”或想到“私了”的人不多，两者不足两成，分别为13.1％和4.0％。其中，较多地想到“私了”的是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在各自群体中的比例均超过一成；选择“忍气吞声”的以失业、下岗人员居多，超过两成。

    （二）可能采取的行动较为理智

    其他八成多的人，最多首先想到的是“找基层领导”，其次为“通过法律途径”，分别占34.5％和28.4％；选择“向新闻媒体反映”的人有10.3％；选择“上访”的人有7.3％；选择“找人大代表反映”的最少，仅占2.4％。其中，选择“上访”人数比例较大的是三资企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和退休人员，在各自群体中均超过一成；倾向于“找基层领导”的多是国有单位人员；倾向于“找人大代表反映”的多是集体企业职工和失业、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在这方面想“私了”和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人数比例，在各群体中均是最大的。

    （三）各种职能主管部门成为公民反映意见的最主要渠道

    结合公民反映意见最多是通过各种职能主管部门，和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时首先想到的是“找基层领导”这两个调查数据，说明基层部门和领导是加强政群联系的第一线，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及领导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和建设，积极有效地承担起调节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工作，使矛盾尽量在基层、单位中解决。另外，在公民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调查显示的一个新特点。

    十、新闻媒体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众多可供反映意见的渠道中，被认为最有效的是“新闻媒体”，选择的人远远多于选择其他途径的人，达46.7％；其次为“市委、市政府信访部门”和“热线电话”，但选择的人减少，分别为18.9％和14.4％。而选择其他途径的人均没有超过一成，特别是作为最基层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被选比例极少，仅分别为0.2％和1.6％。可见，新闻媒体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各类社会中间组织、群众组织参与社会利益调控，缓冲、解决利益矛盾和纠纷的作用还十分微弱，见表4。

表4：公民认为反映意见最有效的渠道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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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部分公民对采用激烈手段解决问题的认同率有所上升调查虽然显示公民维护权益、解决纠纷可能采取的行动较为理智，但部分公民对激烈手段的采用也开始认同。主张“任何时候都不要采取集体上访或游行形式”的人仅有6.7％；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这种形式”的人有近一半，为49.7％；态度较为温和、主张“最好不要采取这种形式”的人有30.3％；另有13.3％的人表示“是否采取这种形式无法判断”。而不主张和无法判断的比例在1989年的一次调查中分别为44.5％和23.7％，同意的比例则为31.8％。

    值得一提的是，退休、失业、下岗人员和农民这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采取激烈手段解决问题的认同率却是最低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这种形式”的人数比例在这三个群体中分别有12.5％、32.4％和33.3％，而其他群体均在四成以上；其中又以非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认同率最高，超过六成。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集体上访或游行的认同率也越高。

    十二、“当个人或群体利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解决，有关部门对赔偿处理不公”或“失业压力太大”或“领导人有严重腐败行为”时出现集体上访的可能性最大

    调查中，认为当出现以上三种情况时，就可能出现集体上访的人最多，分别有49.6％、40.9％和38.6％；当“国家或政府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和“物价涨幅难以承受”时，出现集体上访的可能性也较大，认为可能的人分别有27.0％和26.8％；因“实际收入下降很快”或“对某些人花钱拉选票的行为不满”而可能集体上访的人分别为12.6％和10.8％；选择因“对所喜欢的某个电视节目被无理禁止不服”或“所信仰的宗教或者民族风俗习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上访的人不多，分别为6.9％和2.8％。相对来讲，最主张因利益受损上访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最主张因失业问题上访的是国有、集体、三资企业人员和失业、下岗人员；最主张因物价上涨问题上访的是退休人员；最主张因收入下降或宗教、民族风俗习惯问题上访的是农民；最主张因领导人腐败问题上访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最主张因国家或政府决策失误上访的是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

    十三、既要看到维护公民权益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已基本形成，但同时要警惕一些不良现象的存在

    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所在城区或村镇中，维护公民权益的政治氛围总体良好，形成这种局面依靠的三种途径首先在于“法律的权威”、“党的政策”和“个人自发争取”；另分别有两成多的人反映，依靠的是“道德思想觉悟教育”和“基层干部代为争取”。但应注意，反映依靠“领导意志”的人超过三成；认为维权要依靠“邻里亲情、宗族关系”和“请客送礼”的现象也依然存在，对此有所反映的人均有一成多。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虽不普遍，但应引起注意。

    十四、当前政治生活中公民关注的热点在于党“十六”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今后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败问题

    调查中，在要求写出当前政治生活中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时，分别有两成多和近两成的人列出了以上两点。其他受关注的政治问题(第二至十位)依次为：领导人人选；社会稳定；中央政策在地方、基层的落实；政治改革进程；立法、司法、行政的公正问题；公选领导干部的推进；监督机制的建立和推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特别是完善人大代表、村委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等。

    十五、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在各项政策中反映群众意愿，代表群体利益，是密切政群关系的重要方面

    在最希望告诉市长的一句话方面，被访者有投诉、有提出希望，也有给市长鼓气。总的来讲，最多人写出的前10句话内容依次是：解决就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密切联系群众，多听听群众呼声；关心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活、解决实际困难；关注贫富悬殊问题的存在；为人民服务，多办好事、多干实事；完善医改，解决居高不下的医疗收费问题；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解决拆迁户回迁、退休老工人住房、退休金发放、医疗保障等群体合法权益受损问题；关心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农村建设；推进“十年一大变”工作，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

    对于近几年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政府决策、管理制度的改进，被访公民感觉有所进步、或认为表现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传媒的舆论监督和人大代表的作用呈增强趋势；人大表决采用无记名电子投票；听证会的举行、人大会议设立旁听席、投诉电话、政府信息网的开通等，使公民多了参与方式的选择。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是：一些听证会流于形式，政策出台前的意见征询还不够，或只有专家、知名人士意见，没有来自最基层的群众声音；只有价格听证会，没有决策听证会；发表言论的人士、方式、渠道是多了，但内容不变，作用不大；一些热线电话没能发挥应有作用，群众的投诉或提出的意见得不到答复、解决；某些人大代表素质有限，下基层的人大代表也不多，“明星”代表不是由群体选出等等。需要改进的首先在于：增加决策透明度，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未成文或不成熟的政策不要随便向外透露甚至推行，以免引起人心不稳，增加政策推行的成本；公民参与形式要直接、多样，渠道要保持畅通；主管部门在听取意见后采取的改进措施或落实情况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人大代表的选举要透明化、公开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群众选出真正能为群众说话、办事的人民代表；村民、社区居民实现自治后，要提高基层人员素质，防止、杜绝请客拉票、贿选现象的出现。

                                                                                                    （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广州民意调查课题组）?

附：

调查样本背景资料

1.性别：男：51.0%　女：49.0%

2.受教育程度：小学或未上过学：2.0%　初中：12.3%　高中、中专或中技：42.9%　大专：27.4%　本科及以上：15.5%

3.职业：党政干部：5.1%　企业员工：48.0%　农民：2.4%　科教文卫工作者：18.8%　个体经营者：6.9%　其他：18.8%

4.政治面貌：党员：22.7%　团员：18.9%　民主人士：2.0%　普通群众：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