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焦虑”的社会背景

一、民众住房焦虑显现

调查反映，多数民众已基本买不起商品房。26～60岁的民众[②]对去年以来政府控制商品房价格上涨，不满意度高达47%；对于当前的商品房价，76%的人“不接受”。至此，调查中表示想购买商品房者仅为1.2%，几近零点。

而对于住房保障，民众的评价也普遍负面：民调中涉及的9项具体指标中，满意度最高仅为20%，其中6项不足15%，评价负面。其中，住房困难户[③]、婚育族[④]及外来人员的不满尤为凸显。如此低的满意度，在民调中极为少见。

公众对住房保障评价低的实质，是对保障“无望”的焦虑，从核心事项评价可见：首先，覆盖率低，难及自己。“上市数量”不满意度过三成，困难户、婚育族甚至近四成，不知何时才足量供给。其次，申请困难，分配无望。“申请条件设置”、“申请轮候时间”、“分配结果公平”评价显著负面，不知何时才能轮到。最后，售价偏高，压力不小。各群体均对“销售价格”最为不满，即使成功申请到也不保证能买得起（见表1）。

当前流行于社会的“蜗居”、“房奴”、“裸婚”、“拼爹”、“丈母娘经济”、“剩男剩女”等一大串关于住房的调侃、嘲弄词汇背后，也是民众不安心态的表露。从民调数据及社会舆论可见，民众中“商品房买不起、保障房轮不到”、“不知出路在哪”的“安居焦虑”的情绪凸显。

二、主流期待与现实的反差

调查显示，保障房已成为民众主流期待。在26岁至60岁的受访居民中，表示“需要”政府提供住房保障者达52%；对自己住房状况不满者中，“需要”的更达81%；可见保障房几乎成为居民改善住房的唯一出口。

分析发现，民众普遍性产生了住房保障需求，不同地区、城市，不同收入、年龄人群，对保障房都有不低水平的需求。如表所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受访居民需求比例达54%，最低的粤东也有46%；大城市超过六成，行政架构末端的镇区也有46%；最低收入者需求自然较大，接近六成，而最高收入者比例也不低，为41%；31～35岁中青年达到最高的59%，而56～60岁中老年人也有47%（见表2）。

住房保障的刚性更不可忽视：不满意目前住房状况且“需要”住房保障的受访居民有21%。这种刚性需求的原因，一是置业成家新增需求：调查中，26～35岁婚育族占36%，该年龄是置业成家的高峰阶段；二是改善住房需求较强：22%的受访者人均住房面积在15㎡及以下，不及广东人均34㎡[⑥]的一半；三是买不起商品房：多达76%的人表示“不接受”现时商品房价格。从长期来看，我国社会变化又呈现刚性趋势，社会结构固化，阶层流动变缓，中下阶层收入追不及房价将呈长期化，从而生成保障需求固化的社会动因。

但调查也显示，受访居民中已住在保障房的仅有1.4%，主流期待与现实间的反差极大。就趋势而言，广东省今年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历史空前，为31万套；至十二五结束，规划共建设180万套。即便五年后落实到位，对有着2150万[⑦]城镇家庭户的大省而言，覆盖率也不足10%。

三、“夹心层”显现，数量庞大

此前保障制度[⑧]创建，主要设立了“低收入”的高门槛，粤府规定的“家庭收入标准线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上浮150％－200％”，成为进入保障房的关键标准。多个地市也相应制定规范文件，如广州、中山在廉租房或经适房的申请上，将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分别设限在1524、960元及以下。

在这一门槛下，出现了被架空在住房保障与商品房市场之间的“夹心层”。以各地市中保障门槛较低的1500元来界定，在26～60岁的人群中，月均收入在1500元以上而进不了保障线，又难以承受商品房价格的“夹心层”，占总受访者52%，数量庞大。

从其身份构成看，以中低收入、单位普通白领蓝领、年轻适婚适育为主。该群体月收入在1501～3000元者占56%；职业上单位普通白领、蓝领占51%；年龄上26～35岁的婚育族占42%。

从其住房处境看，较其他群体为差。83%的人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广东省34㎡的平均水平，甚至有18%在15㎡及以下。

在这种收入上不及商品房，下不及保障房，而且住房处境普遍较差的境况下，“夹心层”中，53%的人明确表示“需要”政府提供住房保障。

动态来看，“夹心层”有扩大的趋势。近几年商品房价格迅速上涨，而保障门槛未有及时降低，“夹心层”随之扩大。另一方面，随着就业人口、婚育人口、外来人员的新增、轮替和流入，将使“夹心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扩大。

四、婚育族、外来者问题突出

分析也发现，“夹心层”也有不同群体，其状况、诉求各有特点，其中婚育族、外来者尤甚，其住房处境更艰难、保障需求更强劲，不满意见更明显。

一是年龄在26～35岁间的“婚育族”。其处于成家、育儿的高峰期，置业刚性也随之而来，这些婚育族占“夹心层”比例达42%。

从住房状况看，“婚育族”无房的比例不低，且住房面积较小：租房、借住的合计为28%，比最低的51～55岁组高18个百分点（见表3）；人均住房面积在15㎡及以下的为21%，比其他年龄群体高5个百分点。

经分析，婚育族多为单位普通职员、工人；收入总体虽不比其他群体低，但收入和房价差距、微薄的储蓄使其依然买不起商品房。于是其需求只能转向保障房，表示“需要”的比例达到高峰，接近六成（见图1）。

婚育族的需求甚强，不满甚高。在对住房保障的“上市数量”、“申请条件设置”上，婚育族不满也达到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婚育族的住房问题已传递、影响到其上一辈。51～55岁组对保障房的需求强度，对上市数量及申请条件的不满均仅次于婚育族。上辈的不满不一定是自身住房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对下一辈的忧虑，于是出现“声援性意见”。婚育族一代的住房问题已经相应叠加成两代、三代乃至四代人的问题（见表4）。

二是“夹心层”中的外来人员。民调发现，外来人员占“夹心层”达24%。这些人的居住处境明显较差，租房、借住的比例高达55%，比本地高出近三倍；人均住房面积在15㎡及以下的达27%，比本地高出近一倍；因而，该人群中对自己住房状况不满者多达四成（见表5）。

在商品房上，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同处于买不起的境地，因而，外来“夹心层”需要住房保障比例更高，达71%；远高于本地“夹心层”47%的需求。

五、几点探讨

从调查结果来看，民众在高企的房价下购房无望，而在低水平的住房保障制度下也预期不足，甚至根本无法建立预期，从而产生“安居焦虑”。鉴于此，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住房保障政策须成为长远国策。首先，住房保障不能仅是一时调控房价的手段，而应成为国民安居的根本之举。其次，“安居焦虑”不能单靠商品房调控来舒缓，房价已到高位，即使调控有效，相当部分人也不会受惠。对此，原广州老市长林树森今年有过精彩评论，“房价如果真的降了……是有钱人买得更多”，“城市中总有相当部分中低收入，住房条件又不好的家庭买不起商品房，要改善这部分人的住房条件只能靠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2．准确把握保障覆盖的社会群体。此前住房保障制度重点是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在实施上也有着力。在此基础上，当前住房保障范围应逐步扩大到“夹心层”中的“婚育族”和外来人员。

3．保障方式要听取和回应民意。民调发现保障需求者中，六成以上的人倾向“低价购房”，可见当前民众的“安居”依然与“置业”紧密联系，置业才能从根本上安心。以公租房为核心的保障制度能起“居住”保障功效，但能否使民心安？我国民众有独特而不可忽视的置业心理传统，住房保障着力于“居者有其屋”还是“住有所居”，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4．住房保障要建立民众预期。要通过制度建立起民众预期，各环节应明晰并公开：首先是门槛，每年各种保障房的门槛及变化；其次是房源，中长期规划及每年额度、房源类型的构成；最后是分配，包括方式、程序、轮候时间。总而言之，要让相当部分民众可通过住房制度和公开信息看到盼头：在多长时间内，以什么条件，可以获得哪种形式、水平的保障。

综上，住房保障的问题，需要用制度建立预期，用预期消除焦虑。

（项目负责人：王文俊；执笔人：张晓浩）

[①] 民意中心此前有对该议题发布系列报告，详细请见中心官网：www.c-por.org。

[②] 因考虑住房的关注及需求者，受访总体界定为26～60岁的群体。下文均以此为总体，不再赘述。

[③] 指人均住房面积在15㎡及以下的夹心层群体，以下简称“困难户”。

[④] 指年龄在26-35岁的群体。

[⑤] 指月均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所有其它收入。

[⑥] 据《2011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广东省城镇人均住房人均建筑面积已达34.13㎡。

[⑦] 数据来源于《2011广东统计年鉴》。

[⑧] 2008年，广东省出台了《关于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